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多种场合提到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谆谆话语,令人警心不忘。
回忆在建国初期,我国现代文学曾经出现过一个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朝气蓬勃的时期。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开展土地革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斗地主,分田地,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当此时,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学艺术家,以炽热的情感与真实的笔触,反映时代巨变,社会进步,写出了《创业史》《山乡巨变》《红旗谱》《三里湾》《青春之歌》《李自成》等一系列现实主义优秀之作,被学界称之为“红色经典”。这些作品,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人民的声音,也铸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辉煌。但是在几十年之后的某些作家的笔下,似乎变了另一种味道:一种“告别革命”的味道。似乎斗地主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是残忍的,是不人道的,是悖于“人性”的———这种异调别弹,导致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思想变异,背离了“文学为人民服务”的导向。有的人片面理解法国作家雨果的如下这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以此作为解构革命的借口。实际上这是对雨果原意的曲解。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自然不是社会主义文学所当遵循的法则。
地主是封建社会历史的产物,地主的艺术形象,也是历史的产物。今天的读者不会要求作家再去塑造五十年代文艺作品中那样的地主形象。但是,人们也不会同意将曾经存在过的“阶级斗争”虚无化,从而达到否定革命的目的。既然描写历史,就应当尊重历史,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原则。
举例来说,有一部叫做《软埋》的小说,曾经在一时的风光下评获“路遥文学奖”,引起了社会广泛质疑。这部作品,把建国初期在土地革命中受到镇压与改造的地主,加以“人性”美化,虚构他们及其子女在土改之后曲折的命运历程,将凄婉的悲剧场景、与世沉浮的心灵创伤,以深挚的同情之笔,写成了一部“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美学的丰富性”(“路遥文学奖”《软埋》颁奖词)的“优秀作品”。小说甫一出版并获奖,便在社会引发强烈争议。这种借用“人道主义”博爱的外衣,对过去时的革命斗争对象———地主阶级后代子女的“心灵创伤”,重新从“记忆”中使它浮出人间,加以温情地抚摸,蓄意地包裹,这样的“穿透力”,这样的“美学的丰富性”,明显有悖于时代精神。文学作品反映什么样的社会人生,营造什么样的艺术境界,都是由作家的思想决定的。辨识文艺作品的优劣与是非,离不开对艺术造诣与思想倾向两者的鉴视。艺术为“形”,思想为“质”。“形”与“质”比较,“质”更为重要。这道理,可以用“罂粟花”来做比拟:艳丽的罂粟花,它那美观的结构与形态,不亚于兰、梅,但是,其“形”虽艳丽,其“质”则有毒,因为它是制造毒品鸦片的原料。它能娱人眼目,亦能迷惑人心,害人体魄!对于类似这样的作品,我们可以将它大加吹捧,予以奖赏,肆力推销吗?当然不可以!这样的作品,既歪曲党的历史,又与时代精神相悖,与爱国主义背道而驰,是不能以“百花齐放”为由任情宣扬与推销的。受到读者的批评抵制,理所当然。
屈原是人所共知的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文学家,他在《离骚》中对那些形艳实恶如“罂粟”者流,给予无情的抨击!并且与其划清界限,坚贞自持,决不与其同流共伍!他说:“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泽”,即“臭”字,恶垢之意。据姜亮夫《屈原赋今译》注释。)在芳洁与恶垢混杂的时候,作家需要坚定地保持自己的操守,决不能改变初心,受其污染。这就是屈原的崇高之处,是屈原的伟大的人品与文品流传至今千古不朽的原因。
有人说,作家的才气决定作品水平的高低,这似乎不错,但我更认为,作家的思想才是决定作品高下境界的最重要的因素。古今中外,从未有过一个既无人道主义、又无家国情怀的作家,能够写出为人民所喜爱从而传世不朽的伟大作品来的。
有人反对文学作品与政治挂钩,似乎一涉及到政治,就是犯了文学的大忌。其实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政治”是什么?无论古代还是当今世界,每一个人,无不生活在政治社会的环境之中,作家的思想,怎么可能脱离社会而“绝尘独立”呢?如果坚持要说:不,我写的是“人性”,是给全人类看的,不是为什么“政治”什么“阶级”而写的。此论,看似高雅得深不可及,实则只不过是一种说辞罢了。因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这种说辞的实质,都是虚伪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对于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与阶级性十分重视,恩格斯在 1859 年写给斐.拉萨尔的一封关于谈《济金根》的信中,他认为《济金根》的“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它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恩格斯对这部作品评价甚高,认为“值得另眼看待”“经得住批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第 26-27 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年版)由此可见,文艺作品不仅不可能完全与政治划清界限,而且作品的政治思想性的“红”与“黑”,是衡量与评价一部作品的重要方面。回避与讳言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不是缺乏文学常识,便是别有用心。试看,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国现当代著名小说,包括获得“诺奖”“茅奖”的作品,有与政治思想无关的吗?没有!不与“这样”的政治思想有关,便与“那样”的政治思想有关。作者无论使用何等高明的笔法与色彩,也无论构撰如何委婉曲折、移魂夺魄的故事,作品内在的颜色———红、黄、蓝、白、黑,总是逃不过读者审视的目光,从而留下人们不同的思考与历史的评判。
行文至此,屈原的声音又在耳边重复响起:“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弘扬爱国主义,学习屈原精神,任重道远。即便风雨跋涉,翻山越岭,也要奋勇向前!
( 作者:穆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