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3月3日，《大众日报》第11版刊发我校支教学生朱浩然的文章——《小学来了个小老师》，全文如下：

“再见”,我小声地嘟囔着,委屈与无助就这样涌了上来。
　　作为潍坊学院支教大学生中的一员,我坐在不知终点站的6号大巴上,轻轻卷起裤腿,淡定地看了眼摔破的膝盖,便放下了。毕竟,我从没想到过做老师之前,会先挂彩。
　　不知6号大巴一路上停了多少次,也不清楚目送了多少同学下车,只是在车上还剩下十个人左右的时候,我终于被告知该下车了,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四个月我就要在这个不熟悉的地方生活了。
　　到达山区雹泉小学的第三天,学校给我们分配了岗位,我担任的便是一年级一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鬼知道我当时有多想哭。第一次进教室听课,孩子们都好奇地频频回头看着我,虽然我已经按照老师给的经验不苟言笑。听了两节课,我就开始上讲台讲课了。我真正体味到了班主任的辛苦:早读、课间操、午休值班、带队放学……同时,每天还要应对一些突发情况:学生打架、受伤流血、丢东西……两个月来就这样一成不变而又千变万化地循环着。
　　和孩子们熟悉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原形毕露”了,拉着我问东问西,和最初的乖巧也不沾边了。当然,文文静静的一些小女孩还是一如既往地安静,而变化最大的就是几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子,以班长为甚。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不听话的学生,所谓第一个,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下,队伍又壮大起来。面对这群小屁孩,实在是狠心不起来,而且郑渊洁也曾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所以我对待他们的最初教育方式就是鼓励与夸奖,显然大有成效。然而,一个月以后,班里又闹腾起来,依旧是以班长为首。鼓励之法明显对他们不起作用了。兵法上讲究“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我也打算把这一方法运用到我的班级里,当然,首先就要拿班长下手。面对这孩子,我曾无数次束手无策。最初,我试着去跟他交朋友,和他打赌看能否端坐下来安心学习,一个礼拜后以失败告终。接着,我开始严厉起来打算威慑住他,吓一吓他果然还是有用的,不敢上课期间在地上打滚儿了,然而,好景不长,半个月后,我又失败了。最终,我选择了惩罚,当然体罚是不可能的,不过就是遵循“物极必反”的原则,就像是把最喜欢的歌当闹铃,恐怕就再也不会喜欢那首歌了,所以我便让他反反复复去做他喜欢的而又违反规定的事情,多遍以后,他也便觉得无趣,一些坏习惯也渐渐丢弃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气哭了他很多次,没错,是我气哭了他,这在教学活动中着实罕见。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他已经被我驯服,因为到现在我俩还在斗智斗勇,显然,我们都很享受这个过程。把他收拾个差不多了,其他“小妖精”还有啥好闹腾的呢,纪律也就这样慢慢好起来了。人啊,不逼自己一把怎么会知道自己的能耐究竟有多大呢?二十岁的年纪偶尔会因为学生的顽皮而生气,同样也会因为孩子的稚举而开心。
　　渐渐地孩子们喜欢了我这个小老师,还有一些小姑娘变成了小迷妹,流水似的手工作品往办公室送,其他老师也戏谑还是年轻好之类的话。虽然图画上会有一些错别字,比如“老师妈妈辛苦子”,在感叹自己长大的同时,也告诉自己语文基础还是得帮着他们打好,真是大写的尴尬啊。最让我惊喜的还是我的小班长,从他开始向我示好并分享他所喜欢的东西的时候,说明他已经不拿我当敌人了,反而达到了我最初的目的,和孩子们亦师亦友共同进步。不管怎么说,孩子们的感情是纯粹真诚的。
　　期中考试以后,我面临着一个严峻的事实——家长会。这一次家长会由我主持,我自己呀!怎能不激动,更何况我们班语文还没考好,好吧我承认我是怕家长的口水把我淹没。
　　记得那一天早晨我踩着高跟鞋嗒嗒地走进教室,尴尬的是没有一个家长理会我,因为他们以为是姐姐来给弟弟妹妹开家长会了。不错,我穿上高跟鞋也不过一米六,圆圆的小脸更是不显成熟,谁会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小姑娘来给三十多个阿姨、大叔们开家长会呢。家长会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也是凭着这三寸不烂之舌使他们接受了孩子气十足的我这么个小小的班主任。
　　忽而就感冒了,感冒我也并未放下过一节课,并不是说我有多伟大或者存在作秀的成分,而是当我快要讲不出话时,当我想着让孩子们自习时,当看到他们的眼睛后,才发现我真的做不到,现在也终于理解了我的老师带病上课的原因了。不是说老师特别喜欢上课,不上课不舒服,也不是说担心赶不完进度,而是每一个孩子眼里都是有求知欲的。本来我以为嗓子沙哑、面色不好的我将辛辛苦苦塑造的老师形象全毁了,然而当我看到孩子们写的、画的让我好好休息的卡纸以及他们上课态度改变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长高了十几厘米。
　　以前常听人说支教是一种体验,而今天我想修正一下,既然来支教了,支教更是一种锤炼。泰戈尔说:“月儿把她的光明遍照在天上,却留着她的黑斑给她自己。”我想,这大概就是老师的写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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