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发掘一块《张介孚墓志碑》，铭文曰：“奉养归里，其狷洁之操，孝友之性，一寓于诗。尝与近邑耆宿结渠亭吟社。时君仲弟（张介禄）新自浙返，季弟壬寅举人介礼亦居家，与君迭主社盟。每郊行寻幽，发言成咏，得陶韦之逸。间亦悯时作悱恻激宕语，埙篪唱和，人以方高密三李”。这段文字记录了张介孚三兄弟皆好诗，并与当地诗友自发结成了民间社团，三人轮流主持“吟社”工作。

　　据史料记载，渠亭吟社于1911年成立。诗社主要成员由张介孚、张介禄、张介礼（公制）等17人组成，其中进士4人，举人2人。从这份社员名单看，张氏家族有4人，占据整个吟社成员的四分之一，况且张氏三兄弟“迭主社盟”。可见“渠亭吟社”是以张氏家族主导的，当地社会名流参与的，以诗词艺术吟咏为主的文化团体组织。这些人皆为知名人士，大都有科举背景，很多已登科入第，这在当时山东乃至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渠亭吟社曾在1918年（民国七年），辑社员14人的诗，共118首，汇编石印成《渠亭吟社诗草》（安丘市档案馆有存本）。张介孚序曰：“岁辛亥，应学校之聘，授徒邑城，与余居比邻。昕夕过從，相与招集朋侪，更唱迭和，名曰渠亭吟社。”他对吟社的成立时间、经过以及名字交代的比较清楚，但唯独没有说明取名“渠亭”的寓意，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它关系到吟诗的文脉诗源。吟社的成立对安丘一隅诗歌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它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现象。从吟社人员构成情况看，这个“社名”必然与张氏家族中的名人有关，不妨先从历史这个角度寻找答案。

　　安丘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群星璀璨，文学艺术、诗词歌赋催生了“杞天文星”张贞，“清词圣手”曹贞吉，“骚坛君宗”张在辛等杰出代表人物。安丘历史上文学社、诗社古而有之，如康熙年间张贞倡导发起的“牟山社”，清中期的“七子诗社”等。张公制在民国二十四年为《蕉园诗集》作序曰：“吾邑有清之初诗学最盛，若刘宪石、曹石庵、曹澹如、马蓼亭诸先生，扬风扢雅，迭执骚坛牛耳。”此言不虚。但在这里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提及先公张杞园、张卯君，可能有隐情，不得而知。据马长淑（蓼亭）撰《渠风集略》序文曰：“渠风之名何昉乎 吾邑张杞园先生尝辑邑中古今人诗，名曰渠邱诗留，又曰渠风，属东武李渔村太史选定行世。”另据《四库全书总目》云：“初，安丘张贞欲辑其邑自明以来迄于国朝之诗，名曰《渠风》，久而未就，长淑因踵成是编。称渠风者，安丘古渠丘地也。”由此可见，张贞是安丘的诗学文化第一推手，开宗邑人留韵之风。

　　张贞（1636—1712），字杞園，号渠亭山人，山东安丘人，清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书法篆刻家。康熙壬子年拔贡，举博学鸿儒，御试第三名，授翰林院孔目、待诏，皆辞不仕。归隐故里后，以交游著述为生，致力于古文辞，成为清初散文复兴的开拓者。著有《杞纪》《渠亭山人半部稿》《渠丘耳梦录》等。他在《半部稿》中曾自序：“余束发时，业好读诗古文词。及自操觚，则为文而不为诗，即偶为之，终以不似。盖其天性也。违己拂性之事，生平弗为，故卒舍诗而为文。”这段自述，说明张贞更专注喜爱古文辞，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恬淡自然的个性，造就了他“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多艺成就。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举为博学鸿儒，诏试太和门，其中御试《赋得—阳初动处》诗曰：“一片冰霜冻不开，谁知黍谷律将回。五纹欲试深宫线，六管初飞至日灰。雪里柔条先变柳，风前花萼渐舒梅。园邱快睹迎阳礼，应有春从天上来。”另外他的四首《赋得小屋如渔舟》名扬大江南北。从中可以看出张贞为诗也极富天赋，虽然以文为主，但他交游广泛，雅集活动频繁，这无疑对安丘融入全国主流优秀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康熙十九年，张贞寻访江南，画家顾云臣用张志和“烟波钩徒”故事，为张贞绘《浮家泛宅图》即《远游图》，他后来在《远游图自赞》中叙述：“……既不能乘万里之长风，又不能驾九天之野鹤。且与两草鞋，任他到处行脚。”并赋诗曰：“远游那可了，坐惜红颜老。花开隔岸林，目断江南草。”这幅《远游图》先后引来众多名家纷纷题字、赋诗作曲。

　　诗风流韵，同样在安丘舆地蔚然成风。张贞时为清初著名文士，也经常与同邑士人雅聚，顺理成章被推举为“牟山社长”，为此他也镌刻了白文、朱文两方纪事印章。现代著名书画家、文艺评论家韩琦先生为《安丘书画作品集》作序曰：“张贞张杞园，康熙朝才子，儒学宗师，精书善刻，奠张氏家门三百年诗文书画之基。”这段文字，概述了张贞对家族文化艺术的巨大贡献，可谓居功至伟。后人把他的儒学奉为圭臬，以张贞名号“渠亭山人”命名“渠亭吟社”当属众望所归。同样也是在民国初年，为了传承张贞开创的安丘印派（齐鲁印派），张公制等族人以张贞名号，成立了“渠亭印社”。至此“两社”的成立，凝聚成张氏家族文化的艺术“双壁”，标志着家族文化由内到外开放式转型。

张贞之后，继而张在辛崛起，秉承家传衣钵，成为安丘历史上艺术最全面、成就最高的一代宗师。张在辛（1651~1738），字卯君，号柏庭，康熙丙寅年（1686年）拔贡。他对诗词艺术情有独钟，诗风独树一帜，律诗格体自由，对仗工整，声韵协和，与其篆刻、隶书和鹅翎画，堪称“四绝”。据其《行述》记载：“他好为诗，情景所会天籁自鸣，梦寐中时得佳句，因额卧室曰：‘诗梦楼’”，这足以说明嗜好之深。著有《隐厚堂诗》二集，载《清史稿·艺文志》。乾隆五年，曹澣在张在辛过逝两年后为其编著《隐厚堂遗诗》并序曰：“邑中数十年来老成凋谢，大雅沦亡，游心吟咏者，益廖若如晨星矣！所可幸者，柏庭先生以今之茂先执耳骚坛，诗词一道尚不至尽坠于地。”。另据其《行述》曰：“先君一生敦大乐易，……亦皆波属云会，奉为‘骚坛君宗’。”可以想象当时他在诗坛的地位及影响力。

民国名家黄孝纾为张公制《题诗》曾赞曰：“白亭逝后宗风在，胜啖吾家爽口梨。”这里所说的“白亭宗风”意喻张在辛的诗风，从其自刻“卯君亦字白亭”印章，便一目了然。纵观张在辛文学之路，与父亲张贞有所不同，他以诗为主，以文为辅。《青州府志·人物志》记载：“能文章，诗尤卓然名家。”也正因如此，他反其道而行，游艺于诗词歌赋，另辟蹊径，开创了张氏家族“白亭诗风”的里程碑。

要说起卯君公“白亭”名号，这源自个人性情和他对诗的挚爱，平生最崇尚唐中期白居易的吟诗风格，因而刻印铭记。创作的诗歌大体分为叙事抒情、状物言志、艺术评论、写景逸致四类。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以写实为依托，辅以韵律，不拘泥于程式，诗风清新高格。从所留存诗作来看，他的诗有一个突出特点，很多内容是以诗为文，用诗的语言表述胸臆。以诗当歌。如为邑中九位八十岁以上的老者绘制《九老图》并赋七律长诗，有乐府诗韵味，其中最后两句曰：“若能德寿两不虚，九老之实乃可践。”诵读朗朗上口，在当地广为流传，成为传颂歌谣。以诗言志。自作《手杖诗》曰：“种白榆，截为杖。用扶我，适所向。泥苔滑处须踟蹰，路径窄时宜逊让。”前面三字句平铺直述，看似很小的一件事，后面七言句发人深省，警示世人，可见其诗意之大。以诗独白。如《赠长山聂松岩》“六书何处问师承，近代荒唐尽葛藤。汉室一灯终不灭，年来衣钵在於陵。”这首写给弟子聂际茂的赠诗，谆谆教诲中，谈了自己的思考和内心深处的想法，并给予了殷切厚望。以诗针砭。如《辞官诗》：“古稀应尔息劳尘，况有图书足自豪。老子何须恋蜗角，微官直可比鸿毛。”抒发了对清廷吏治的强烈愤懑，足见其桀骜不驯的性格。以诗怡情。如《宿五莲万松兰若》：“云随钟磐散疏林，林外高歌晚翠深。万壑松声秋淅沥，诸天龙气夜肃森。灯寒香积依禅定，月满空阶静客心。待得明朝重蜡屐，好看海日过东岑。”再如《浯水道中》：“寒生积雪覆沙堤，瘦骨临风意自凄。荒草相连平野阔，夕阳欲坠远天低。山余宿雾迷青巘，马破层冰渡碧溪。行过前林村舍近，竹中卿卿见禅栖。”此类诗意境空灵，给人平添了幽幽禅意。以诗感怀。如《与诸友订诗社》“每生性处意欣欣，声气投时兰自芬。喜得神龙为快友，求来天马定超群。吾侪但有襟期在，佳会何妨世俗闻。常爱清狂多古度，凭将心事寄高云。”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与众不同的高远心境。此外，八十一岁所著《画石琐言》，采诗二百四十首。这是一部集鹅翎画论述与诗词艺术于一体的著作，有很高的学术和文学价值。

张氏诗词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承，经年累世，以血缘为纽带，在整个族群形中成了共同的文化认知和自觉的向往追求。张柏恒曾在传记中叙曰：“尝溯先世，自三张公以来（指张在辛三兄弟），学行纯粹，书画怡情……”。张在辛同时代的兄弟或稍晚时的子侄、儿孙辈，满门攻书善刻，兼以诗文传家。张在辛家门风雅，吟咏成趣。雍正三年正月初五，高凤翰将去年所画《甘谷图》派人送至张家求题，准备送给王青霞祝寿。张氏一家在辛、在戊、在乙，及其在辛儿子敬舆、扶舆、重舆皆有题跋。张在辛篆书题名：“甘谷图。”又题：“南阳郦县有甘谷，谷水甘美，上有大菊，落水从山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人饮其水者上寿白二三十，中寿百余岁，下寿犹七八十。见风俗通。高西园兄写此图为青霞长兄寿。”又题诗并序，长子敬舆代书，余年四百六十五甲子矣，闭门户静居谢绝一切，新正五日，有扣门者则高西园遣使投以画屏，悬泉鸣涧，清芬袭人，乃南阳甘谷图也。用寿王青霞长兄。兄属余书记且篆其首，而弟见之欣然有作，儿辈亦各吟咏。余复为此，未觉其赘。老眼模糊，不能细写，命儿敬舆代书，聊当一觞。“昔读甘谷记，人以菊长年。今观甘谷图，菊借人以传。菊根浸活水，溪谷成灵泉。人心淡如菊，真性适自然。灵泉养真性，便能得其天。只此是仙药，何劳问偓佺。但饮甘谷水，君即得大年。”张在戊题：“此图高西园兄画，时年四十三，家稚松兄作诗，年七十六，兄卯君书记年七十五，弟亶安写，年五十一。余跋其后，年五十八。两侄亦有题咏。扶舆年三十八，重舆年三十五，共计三百七十有六年，即以此数为青霞先生祝。”张在乙题：“高君寄我琅琊诗，如见扶桑射影时，写得菊泉能益寿，黄花万点照须眉。”张在乙还书张谦宜诗于其上。张扶舆题：“高人雅意恋青霞，遥指十洲便是家。自有巈潭能益寿，不须海畔种桃花。玉笥隐者朱孺子，挹露餐英已作仙。从此山中多莳菊，饮泉栖如即延年。”张重舆题：“闲与黄花淡写真，潭边历落伴吟身。与英拟作蓬壶长，不向东篱索解人。孤情逸韵爱幽芳，笔底黄花散晚香。但得甘泉幸陈酿，山中何日不重阳。”这次家庭式的对吟，说明两家交往关系之密切以及高凤翰在张家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集中展现了张氏家族“大、小三张”才情横溢，文墨恣肆的盛况。

同样，张在辛侄、孙辈的诗也有不俗的创作表现。张在乙次子张广舆写的一首《苦雨》，全诗用心良苦，充满了强烈的悯农情怀。开句平铺直述，描写农作物良好长势。“潘子令河阳，种得满县花。汲泉沦新茗，细嚼青枇杷。”接下来过渡句，“单骑课农事，蓑笠互交加。良苗怀生意，擢穗盘根芽。”描绘丰收在望的好心情。天有不测风云，“一雨弥旬日，灶底伏蛤蟆。”用极其夸张的语言，形容长时间无雨，蛤蟆都耐不住干旱，往锅底下钻的惨烈程度。“减膳斋心祷，云龙还攫拏。眼看穗中粒，簌簌委黄沙。”这两句说明作者苦苦祈雨，心急如焚的心情。“我侯仁且廉，自反靡愆差。方寝常辗转，一饭屡嗟呀。”这句写出了自己无能为力，内心又无可奈何的复杂情绪。“但愿屯云破，满篝复盈车。”最后还抱有一丝希望，祈求美好的年景。张兹舆字景镐，张在乙第五子。乾隆辛酉年（1741）拔贡，授夏津县教谕，乾隆己卯年（1759）举人，著有《念斋文稿》。其诗《感怀步韩殿武韵》：“前身自悟性如如，禅念时参道念虚。坐破蒲团空四大，乘驴我欲访霞居。”这首悟道诗起句便入韵，承句顺势强化，“禅念”与“道念”择一“虚”字押住韵，然后用“禅坐”和“道乘”，一静一动作对仗，此诗巧妙的把佛、道糅合在一起，抒发了修行的感悟和向往。张皓（字素中）是张在辛最为赏识的孙子。乾隆丙辰年举人，历任江西龙南县、福建德化县知县，有断案“神君”之称。著有《安止堂稿》《印谱》。其代表作《有秋颂上县尊贾念先先生》。此五言长诗，纵笔驰骋，运用想象、比喻与夸张等手法极尽描写、铺排，语言精练，工整而不堆砌，富丽而不浮华，气势雄健，风格豪放，似有千言万语，从心底汩汩涌出，读罢酣畅淋漓，让人拍案叫绝。

从文化艺术发展路径来看，张在辛长子张敬舆、三子张重舆这两支多侧重书画篆刻艺术，同时兼习诗词文章，次子张扶舆这支以诗文为主，辅以书法篆刻、绘画之技，形成了双流同宗同源的独特家族文化。乾隆至道光年间，张氏家族依然沿袭着这种传家的良好门风，这个时期涌现出不少有建树的诗文名家。嘉庆早期，张德纲、张德纪、张德经三兄弟以诗文称道于世。时至“恒”字辈，张家文化又出现了一个小高潮。据《渠风流韵》《家谱传记》记载，张善恒长于诗词，重为辑订刘芳曙《渠风续集》著有《古香书屋集》十六卷，《湖山卧游集》二卷，皆手工自订。另有结集《学吟唱和草》《历下记游诗》《鞠梦庐诗钞》等。嘉庆年间，安丘张氏家族文化处在一个活跃期，这得益于张柏恒、张善恒堂兄弟的共同志趣和才华，两人也是惺惺相惜。张善恒在《秋日忆雪航二兄》曰：“不耐萧条甚，秋思苦自吟。愁添千里雁，梦冷十年心。重以思兄念，因之别恨深。登城间散步，风雨满霜林。”张柏恒字文西，号雪航。嘉庆戊辰恩科举人，任金乡县训导，工诗、擅长古文辞。济南朱曾喆称他的文笔曰：“精深老洁，不失杞田（张贞）家法，洵非虚语也。”。其诗如文，语言精炼通畅，篇章结构富于变化，字斟句酌处见华彩。广为传颂的名句有“两地明月千里白，四山秋色乱峰青。”“长笛一声天籁静，渔灯红处起盟鸥。”“天涯千里长分袂，有便鸿鳞寄一声。”“领取阮翁诗里画，半江红树卖鲈鱼。”

道光后期到咸丰年间，安丘城遭捻患洗劫，地方文化受到了很大冲击。张介禄跋《荆花世茂图》曰：“咸丰辛酉之变，吾家家图籍荡然，幸此图尚在，而诗及小序已不复存矣。”，张家的传家宝尚且如此，可见情况之严重。然而，张堃的“进士硃卷”得以庆幸保留下来。张堃字希载，道光甲辰（1844）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其会试卷“赋得白驹空谷”五言八韵有名句曰：“皎皎姿原澈，骎骎体最驯。绿杨千里道，红雨一鞭春。”此诗意境质朴，音韵流畅，语言饱满而劲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安丘及张氏家族的艺术风格和水准。时至晚清，安丘兴诗重文风气又逐渐兴盛起来。受时代影响诗风有所变化，趋向中晚唐咏史诗和写实风格，但精髓秉承延续了恬淡逸致、理熟浅出的宗法。说起“渠亭吟社”，无论如何也绕不过，被百姓誉为“一门三进士”的张氏三兄弟。前文已说过，他们三人“迭主社盟”，地位不可谓不重要。

张介孚（1862—1933）字子中，号伯瑶。尤服膺石桐，故一雅号“希桐”。光绪癸巳举人，甲辰科进士。著《希桐诗稿》二卷，《诗余》一卷。其代表诗作五言十六句长诗《流民叹》曰：“北风大路昏，旷野号饥乌。衢巷少人迹，犬吠惊村闾。……亲爱长已亦，一身将何如？语罢仰视天，风雪满前途。”读后顿感凄楚，流民的苦难和无奈湮没在莽莽风雪路上。从中可以窥见作者的一颗同情怜悯之心。另外，他的七绝田园诗也是别有一番韵味。如“陌生柔桑枝乱生，林间布谷不停声。清明过了秋千歇，姑饲春蚕嫂饷耕。”一幅姑嫂劳作的动人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音律协和，韵味十足。

张介禄（1867-1937）字受百，号仲琪。光绪辛卯举人，甲午恩科（1894）进士。他以诗文著称，文风劲飒，笔力苍古，尤善传铭志序，曾在“渠亭吟社”成立时感赋曰：“十载杭州寄一官，栖栖魂梦未曾安。年来热念都消尽，卿向骚坛觅旧欢。”著有《静退斋诗文集》。他为官清廉，体恤民情，深知民间百姓疾苦，有首诗曰：“昨夜北方起，纷纷吹雪落。凌晨参衙去，云是正月朔。道府尽貂裘，牧令皆狐貉。红炉生炭火，深室垂帘幕，五更不知寒，谈笑杂庄谑。谁念杭州疾苦民，御寒无衣转沟壑。”这首怜民诗集中反映了清政府高官的奢靡腐化，然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只能在沟壑里抵御严寒，强烈的反差，使他更加同情老百姓，憎恨这种置民罔顾的黑暗社会。他为人正直公道，直言不讳，不喜欢阿谀奉承，以诗铭志：“从来龙性本难训，岂肯随人作喜嗔。博得上峰称傲吏，終留直道在斯民。”可见其民本思想和耿直性格。他宁可辞官，也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诗曰：“一载做官闷似囚，今宵轮舶下杭州。此中乐趣君知否，鸟出樊笼鱼脱钩”。由此可见，他是多么地厌恶官场，对脱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是多么的高兴畅快。张介禄洁身而退，携全家回到山东。“九一八”事变，国破山河碎，已是七十岁的老人，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非常生气，愤然写道：“将军一旦失江山，十万雄师退入关。坐使虎狼夸捷足，空闻父老泣衰颜。甘心让敌终何补，仰面乞怜亦太孱。赖有付波能报国，愿将马革裹尸还”。从这首激愤的诗中，我们可以窥见老人，忧国忧民，誓死不做亡国奴的一腔爱国热血和胆气。

张介礼(1876—1966)字公制，以字行、镈民，号叔图，别号奇觚老人，光绪辛丑举人。他嗜诗好词，擅书精篆，尤以章草著称，为近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诗人、书法篆刻艺术家。民国时期，任山东省咨议局议员，民国第一届山东省议会议长等职。解放后任省政府委员、青岛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曾创办《大东日报》，著有《今老学庵笔记》《张公制回忆录》及《军阀时期济南记事诗》《济南杂诗》《镈民诗存》《奇觚诗选》《盆景诗》等诗集。张公制是“渠亭吟社”集大成者，无论是成诗数量，还是创作成就都是最高的，是这一时期安丘及张氏家族诗坛的领军人物。自1912年至七七事变共写诗200余首，大都收入《镈民诗存》。1945年又将1937年至1945年的诗作汇编为《奇觚集》。他在凡例中自述：事变后家藏明拓嘉靖杨政刻本急就帖尚存故箧，日惟闭户临帖，间从事吟咏以自遣，因取急就帖首句“急就奇觚与众异”以名抗战后所为诗曰《奇觚集》。20世纪60年代初期，选取旧作及解放后吟成的若干首汇集成《奇觚诗选》。赵东甫在跋文中有段与王献堂的对话，王先生对他说：“镈民（公制）先生诗有人民性，亦足长留天地间。其家法渊源，他序已祥不必再述……”。这段话虽寥寥数语，但其一句“人民性”，一语中的给予了高度评价。民国初期，他的诗在这方面体现的尤为淋漓尽致。如《镈民诗存》卷二中有一首感怀诗曰：“坦坦上山路，郁郁到天林。万室枕其下，大厦如云屯。问谁经始之，众工积苦辛。想当施工时，斧镘役万人。造者不得居，居者乃非勤。便便大腹贾，巍然气象新。众工行过门，欲去还逡巡。裹足不敢入，畏防富人嗔。大工何察察，小工何恂恂。大工剥小工，少得有余飨。富人累千万，每食具八珍。哀哉赤帜下，颠覆若相寻。古圣有明训，所患在不均。”其实张公制的诗性，与其家学渊源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也体现在他们兄弟仨的诗上。他们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他们体恤百姓疾苦，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做出牺牲。所以他们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他们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历史时代政治时事。

张氏家族文化艺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相交相融，不断向前发展。从张贞的开基，到张在辛三兄弟的拓基，再到张公制三兄弟筑基，经过十几代族人的共同努力，创造出了璀璨的优秀家族文化。

（作者：张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