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春，是我爷爷的名字。兰夏与兰秋，则是我爷爷的两个弟弟——我二爷爷和三爷爷的名字。还有一位叫兰冬的四爷爷，据说不到两岁时，冻毙在一个大雪飘飘的冬日里。由此就从没有见过他。

兰 秋

      没有见过的，还有我的三爷爷牛兰秋。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公元1964年清明节前的一个下午，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去给革命烈士扫墓。此时因年龄尚小，还不知扫墓的确切含义，只是隐约觉得，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儿。因为老师要求整个活动谁都不许随便说话，每一个同学都必须怀着对烈士的崇敬心情，一切行动服从“司仪”的指挥。老师说，看见你们脖子上系着的红领巾了吗？它每天鲜鲜艳艳地飘飞在你们胸前。知道吗？它是五星红旗的一角，它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

      几百人的队伍，抬着用松柏枝条扎制的花圈，来到了设在村前公墓林里的一座坟茔前。坟茔的南侧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花圈上不只有常青翠绿的松柏颜色，还有间隔的红色和白色：那是纸质的、人工所为的花朵“镶嵌”在上面。待师生们在石碑前一排一排站好后，先是向烈士敬献花圈，再是向烈士肃立默哀，然后是介绍烈士的革命事迹，最后是整修烈士坟茔。

      介绍烈士事迹的，是我的父亲——后来的村党支部书记，一位时年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共产党员。自此，我知道了那石碑上雕刻着的是牛兰秋烈士，是安丘县人民政府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专为我三爷爷树立的。同时，我也知道了我家大门门框一边挂着的“烈属光荣”牌匾的真正含义。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颗种子开始悄然萌发，开始为有这样一位三爷爷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甚至还有长大后觉得难为情的一丝“沾沾自喜”与“炫耀”：怪不得全乡镇的所有学校，都要前来给我三爷爷扫墓呢。于是在和小伙伴们玩耍时，就时常指着自家门前的那块牌匾说：看见了没？我家是烈属呢。

      我的三爷爷牺牲于新中国成立前的1946年，牺牲时才刚满十九岁。这时我的家乡已于一年前成为了解放区，可是县城还没有解放，还盘踞着国民党反动派张天佐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时常出动袭扰解放区，由此刚刚翻身做了主人的农民兄弟，特别是农民积极分子代表——村干部和民兵，就时常会被他们偷袭杀害。其中给解放区造成破坏最重、也是威胁最大的是所谓的“还乡团”，因为他们不仅对当地情况熟，对所袭击的目标也是了如指掌，不少的农民积极分子就惨死在他们手里——报复的心理让他们疯狂：处死前用尽各种酷刑，什么火烤水淹，削鼻挖眼，无所不用其极。

      这年的秋天，为了防止敌人下乡抢掠刚刚收上来的粮食，我三爷爷所在的县武装大队，悄悄隐蔽在县城以南的数十个乡村里。他们行踪不定，今天在这几个村，明天就转移到另外几个村，打了几次下乡抢粮袭扰之敌的埋伏，让敌人吃了不少苦头。于是敌人加大了对他们的侦查密度，以报被袭击之仇，以削去心头之患。

       这一天，我三爷爷他们这近百十号人马，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包抄，特别是防止被敌人“一锅端”，分散宿营在三个超过十里之遥的村子里，然后又每三五人一组，分散住在可靠的老百姓家里。不料我三爷爷所宿营的这个村，敌人早已安插了一个“眼子”，待到天黑，这个暗探悄悄地出了村。

       是夜，敌人将这个村子重重包围，先是将站岗的固定哨兵和流动哨兵除掉，然后分成多路摸进村里。在暗探的带领和准确指认下，逐一将住着武工队员的“堡垒户”团团围住，一场殊死战斗就此打响。随着清脆的子弹呼啸声划破夜空，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呐喊声此起彼伏，室内的武工队员和室外的敌人，各自依托屏障向对方使展着身边的武器。

       敌人两倍三倍于我，战斗进行的异常惨烈。敌人在室外机动性大，可以在院外、院墙和房顶上，可以用机枪、步枪和手榴弹，甚至可以用火烧——将草屋屋顶点燃，将木门和木窗棂堆上可燃物点燃。而武工队的战士们只能待在室内狭小空间里进行反击，使用的武器仅是“老套筒”和鸟枪，还有少得可怜的几颗手雷。直到闻听到枪炮声而在其他两个村宿营的战友赶来救援，敌人才仓惶地退出了战斗。

       三爷爷的遗体是由爷爷背回本村掩埋的。他的遗体被发现时，是在其战斗的室内火炕炕洞里——那是赶来救援的战友，因恐敌人二次反扑包抄，匆匆揭去炕席、掀开火炕，来不及掩埋牺牲同志的遗体而放进去的。这一仗，宿营在这个村的近三十名武工队员，只活下了两个人，其他皆壮烈牺牲无一生还。由此，在安丘市的史志记载里，在山东省的英烈网页上，我三爷爷的一世英名，也已当之无愧地彪炳青史。

兰 夏  

       我的三爷爷，是由二爷爷领进革命队伍的。

       说起我的二爷爷牛兰夏，那可是个有故事的人。二爷爷出生于清末民初。当时因战乱频仍，原本的殷实之家便由此衰败下来。到了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已是房有三间地无一垄，全靠给富有人家扛活为生。当时我爷爷和二爷爷已经结婚生子，连同老爷爷老奶奶以及老爷爷的两个光棍弟弟，全家十几口人都挤在这一处破草房里。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令全家人痛不欲生的事：一天三老爷爷在村北捡拾粪便，见日本鬼子的飞机飞临上空，便用粪杈朝飞机比划了两下，这就引来了杀身之祸，鬼子的飞机随即扔下一颗炸弹，将三老爷爷残忍地炸死了。

       面对家境的艰难和日本鬼子欠下的血债，二爷爷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将自己偷偷地卖为劳工，欲到日本鬼子掠夺的大连港口做扛包装船的活儿。他怕全家人阻拦，直到临走的头一天晚上，才从衣兜里掏出了三十块大洋，对自己的父母说：爷啊娘啊，儿子不能在您面前尽孝了，让我大哥和三弟代我孝顺您吧，如果还有活着的那一天，我再回来看您吧。全家人知道此事已生米煮成熟饭，这一去定是凶多吉少，遂抱头大哭一场。这时，是上个世纪的公元1942年。

       二爷爷到了大连后，吃的苦受的罪那可真是无法形容。日本鬼子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不说，果腹的东西却连猪狗都不如。说起来这些倒还在其次，要命的是那些日本监工，个个凶狠如狼，看谁干活稍有怠慢，便用皮鞭死命抽打。在这个码头上，货船与岸边之间搭着一块四十公分见宽的木板，这便成了劳工的鬼门关和阎王桥。一百多斤重的麻袋驮在背上，颤颤悠悠走上这块木板，劳工们个个都将心提到了嗓子眼上，自己能不掉下去就已是万幸，可日本监工看谁走得慢了，放下货物返回时，为了杀一儆百，一皮鞭就将其抽入水中。有一个日本监工在不长的时间里，就用这种办法要了几个中国人的命。

       日本鬼子的暴行，自然在中国人的心里种下了报复的种子，新仇旧恨更是郁结在二爷爷的心头，于是二爷爷和几位劳工便密谋除掉这个杀人最多的恶魔。经过数日观察策划，他们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趁一个晚上这名监工值班时，把其引诱到货垛后面勒死后绑上石头扔进了海里。在动手之前，他们知道这事干完后，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进行疯狂报复。所以他们早就预谋在得手之际，立刻各自逃跑。不准回老家，不许结伴行，跑得越远越好。

       经过三个多月的颠沛流离，二爷爷跑到了吉林一个老乡那里暂时落下了脚。也算是自身历史演进的必然，二爷爷在这里找到了尚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党组织，并且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到了日本鬼子投降的第二年，二爷爷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回到了山东老家。党给他的任务是利用自己熟悉家乡情况的优势，动员群众，组织武装，秘密发展党员和成立党组织。二爷爷回到老家后，先是先后将自己的哥哥嫂子和爱人，也即我的爷爷奶奶和二奶奶发展为党员，由此由点到面扩充开去，以发展更多的乡亲入党。那个时候入党可是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事，说不定哪天就会丢了性命。随后，又将自己的弟弟也即我的三爷爷送到了县大队，参加了地方武装。

       二爷爷当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诸城安丘高密三地的秘密交通工作，简称“诸安密”。因这三个地方的县城当时还未解放，所以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而且，每当有了重要情报需要传送，二爷爷都是亲自出马，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危险程度。为了完成任务，他将自己一个嫁入地主之家的远房姐姐处作为秘密交通点，每次传送情报时，为了保证情报的安全，他总是将情报交给这个远方姐姐保管，并嘱咐道：这可是比弟弟性命还要重要的东西，必须人在它在，不能有哪怕一丁点的闪失。有一次夜里为了传递一份情报，在路上遇到了敌人，他随即躺进了刚下过雨的路边水沟里，用杂草遮盖住自己的身体，直到三个小时后才得以安全脱身。就是由于这一次的长时间浸泡，二爷爷的元气大伤，患上了终身未愈的风湿疼痛。二爷爷的秘密运送情报工作，为了保密并未告诉家人。一次在一个集市上传送情报时，正巧被二奶奶撞见，二爷爷便将头扭到一边佯装不认识，以致二奶奶一度对其产生了很大的误会。

       及至淮海战役时，家乡已经完全成为了解放区，二爷爷的秘密交通工作便告完成。于是，二爷爷就接受了新的任务，带领全县支前民工，前往战场运送粮食弹药。完成这次任务后，二爷爷又被抽调去做渡江战役的支前准备工作。南京解放后，组织想让他留在那里，可二爷爷还是感念家乡，坚决要求回到原籍。回到家乡后，上级先是安排他到县委担任领导职务，可他以自己领导与文化水平低为由坚辞不受，便又安排他去了基层，做了共产党执政后官庄乡的第一任乡长。

兰 春

       牛兰春是我的亲爷爷，二十世纪元年来到人世间，是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

       说到爷爷，就不能不说到我的奶奶。奶奶的党龄与我爷爷的一样长短，如果算到现在，都是整整的75年，比我的岁数还大了不少呢。爷爷被二爷爷介绍入党后，就担任了村里的贫协主任，而奶奶则担任了村妇救会主任。那个时候的党组织，因为还处在半公开状态，所以开展工作相当艰难。一边不分昼夜地忙着发动群众，巩固新生政权；一边到了该休息时也不能睡个安稳觉，用爷爷的话说是整宿整宿的“囫囵个子滚”，东躲西藏小心提防着还乡团。及到安丘全境解放时，爷爷又忙着组织村里的担架队，并带队去往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前线。而奶奶则负责筹措军粮，发动全村妇女做军鞋，以支援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

       这些往事，都是爷爷奶奶亲口告诉我的。而在从自己记事起的记忆里，大约是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这时新中国建立已经十年有余，抗美援朝战争也已结束，祖国土地上休养生息的人们，已经处在了相对和平的环境里，我的爷爷奶奶，就开始在老家农村集体的苗圃里种树、养树和护树。一直到他们终老，就没再做过别的。这时的爷爷奶奶，已经分别辞去了贫协主任和妇救会主任，专心做着他们选择的“新”事情。因为两位老人属于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所以身上深深烙印着那个年代老一辈人的固有特质。在我的眼里，爷爷是个俭朴勤劳，性情倔犟刚强，为人厚道的实在之人。而奶奶的心地则是特别善良，怜悯之心在她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凡是向她讨要饭食或东西的人，她宁愿自己不吃不用，也要先接济给人家。所以周围四里八村的父老乡亲都非常敬重他们。

       我的家乡是个有着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座落在诸城和安丘的界河——渠河的北岸，爷爷奶奶养护的这片苗圃林子就紧挨着岸边，长约三、四千米，宽约三、四百米，总面积近两平方公里。整个苗圃林子以杨树为主，柳树、刺槐等夹杂其间。而我看到最多的，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并非是在春夏秋三季里的这一片苍翠，而是在严寒的冬季来临时，能够伴随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起开放的几棵生长极为茂盛的腊梅树。
       这可是爷爷奶奶的钟爱之物，就生长在他们养护树林所住房屋的院子里。放下那些似乎永远也干不完的活儿，每天的三顿饭后便是他们短暂的休息时间。每当此时，爷爷总是抽着他的旱烟袋，一边巴咂着嘴，一边抚摸着腊梅那苍劲的树干，观察着是否需要该给它们浇水施肥了。奶奶也就拿了专用剪枝刀，与爷爷一起，及时地将那些枯干的枝杈和各种虫卵清理下来，像是给待嫁的妙龄女子打理妆容。那份细心和耐心，就如同侍弄自己的孩子一般。每到数九寒天的时候，院子里总是格外地热闹，就见一拨一拨的人群，来了又走，走了又来。那都是抵御不住腊梅花的暗香浮动和俊俏模样引诱，前来品评观赏的乡邻呢。望着爷爷奶奶那慈祥的面容，有时就会走神：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在兵荒马乱的昔日时光里，出生入死，从容不迫；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安稳岁月里，也能安享幸福生活所给予的所有惬意与闲适。虽世事维艰，却并不影响他们活成快乐的人；即使再难再忙，也会向生活里寻找乐趣；萎缩和愁容，从来不属于他们。

       如前所言，我的爷爷打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直到走到生命的尽头。爷爷的家乡也即我的老家，是为山东安丘景芝镇的一个乡村，在这有二百多户的一千多口人中，基本上没有其他姓氏，几乎全是本族本家。据族谱记载，明洪武二年始祖伯成自江苏淮安迁驻现址，繁衍至今，到我这一辈已是二十二世。许是溯根求源的本性使然，我就时常在想，兰春，兰夏，兰秋，我的三位长辈的名字起的好雅呢。给他们起名字的这位先人，一定是位有学问的人，不知当时起名时，是否受到了唐代诗人陈子昂这首《感遇》诗的影响：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想那起名字的人一定是在祈愿：你们几位一母同胞兄弟啊，每一个都要如那秀美高洁的兰若，虽然躲不开风刀霜剑的一次次洗礼，可总是要旖旎着并散发出各自的芳香。

       如今，我的三位爷爷均已作古，而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也已是愈来愈加发达兴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已从建党之初的5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9000多万人。而从建党肇始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再到改革开放启航的翻天覆地，今昔对比，这又是多么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啊。这一切一切，我想都足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兰春兰夏与兰秋，我的三位爷爷，还有我的两位奶奶，更有为了人民福祉而献出生命的无数先烈们，他们也一定会，含笑九泉！

      （作者：牛钟顺）